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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和国家机关读书活动举行第八十五讲
刘庆邦:生命与文学
来源:中国出版网      2016年05月20日 

    5月14日上午,中央和国家机关“强素质 作表率”读书活动主题讲坛2016年第5讲(总第85讲)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原新闻出版总署机关多功能厅)举行。本次讲座特邀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煤矿作家协会主席、北京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刘庆邦,作了题为《生命与文学》的精彩演讲。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孙寿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原党组成员宋明昌,中央直属机关工委、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相关部门和单位的负责同志出席活动。

 

中央和国家机关读书活动举行第八十五讲(邓杨/摄) 

  开讲前,讲坛主持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编辑学会会长郝振省介绍了本期讲坛的有关情况。他讲到,安排今天的演讲主题有两个方面的考虑:第一,满足大家对于社会生活典型化、集约化和文学化的了解和把握的需求。正像社会大舞台、舞台小社会一样,好的文学作品特别是中长篇的作品,往往是对零碎的、破碎的甚至泡沫化的生活进行深度加工、典型加工的产物。由于小说对社会生活的时空加以集中和浓缩,情节加以提炼,又往往不乏情理之中、意料之外,不乏先给人们一种“山穷水尽疑无路”的悬念,接着又峰回路转、给人一种“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结局。因而阅读好的文学作品往往是一种精神享受,能使我们更好地把握和了解社会生活的本质和真谛。所以,俄国大作家列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说,“文学是人的生活的教科书”,列宁说,“托尔斯泰的小说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 

  第二,力图满足大家对语言和思想的需求。从同志们从事的实际领导工作、机关工作和群众工作来看,无论是“走干讲”还是“读写想”,思想传播是否有新意,语言表达是否有感染力,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追求目标。然而,要学好语言非下大功夫不可,怎么下功夫呢?毛泽东同志曾提出过学习语言的三条途径,第一,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第二,要从外国语言中吸取我们所需要的成分;第三,要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实现这三条,其中一条十分重要的途径,就是阅读和欣赏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学作品。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大量引用莎士比亚作品里的段落,毛泽东同志的文稿和诗词中对优秀文学作品和经典语言的借用,就可以看出文学作品对于提升语言表达魅力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煤矿作家协会主席、北京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刘庆邦(邓杨/摄) 

  一、生命与文学的关系 

  一个人的写作和生命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以说,每个人的作品都是一个作家的生命之歌、生命之舞、生命之诗。也就是说,作品是精神的形式,是心灵的外化。有什么样生命的质量,有什么样生命的力量,有什么样生命的分量,才能会写出相应的有质量、有力量、有分量的作品。我一连说了三个“量”,生命的质量、生命的力量和生命的分量,不是对生命的量化,指的是精神上和灵魂上的东西。 

  (一)生命的质量 

  什么是生命的质量呢?我认为一个作家生命的质量,指的是一个作家的人格。如果作家有高的生命质量,至少应该包含着五种因素,或者叫五种标准,应该有着善良的天性、高贵的心灵、高尚的道德、悲悯的情怀和坚强的意志。 

  第一,要有善良的天性。作家的写作从本质上来说是劝善的,是用于改善人性和改善人心的,因为我们的写作就是为了使人和社会变得更美好,从本质上是作用于人的精神、心灵和灵魂。文学作品既然有一个劝善的功能,就要求每个作家首先自己必须是一个善良的人,因为善良而敏感,因为善良才能发现善良,并且会发现恶。对有些善良,一般的人可能不会发现、不敏感,但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哪怕是一个小善一个作家都会发现;对于恶的东西,作家的心灵会颤抖,会对恶也特别敏感。作家有时候会写一些恶的东西,揭露一些恶的东西,这正是出于一种善良的愿望,正是希望人心变得更善良,希望社会变得更美好。一个作家必须有善良的天性。善良的人如果不写作不会成为作家,一个恶人是永远成不了作家的。 

  第二,要有高贵的心灵。我说这个高贵的心灵,不是高不可攀的东西,主要讲的是心灵。心灵的高贵和人的财富与地位不成正比。一个人怎样才能做到始终保持一个高贵的心灵呢?我的理解,就是如果始终具有人文情怀,始终把生命看得高于一切,把生命本身作为一个目的,而不是把生命作为一个手段去获取物质利益,这样的生命,这样的心灵就是高贵的心灵。作为一个作家,你要保持心灵的高贵,始终把生命的宝贵看得高于一切,始终尊重生命、爱护生命,始终把生命本身当成一个目的,这样才能够始终如一的保持自己心灵的高贵。作品出于心,心灵高贵了,写的东西就不会低下,不会流俗。 

  第三,要有高尚的道德。生命要有质量、人格要高,要求我们要有高尚的道德。高尚的道德,要求是很多的,现在我们强调重德。其实我们的传统文化,从道家到儒家、佛家等等,很多文化我觉得从本质上讲都是崇尚道德的,或者说都是讲究德育的。比如儒家讲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些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些教诲。这些说起来简单,内容非常丰富,但是做起来是不容易的。很多事情都做到了,这个人就是道德高尚的人。这是对作家的要求,道德上的要求,道德要高尚。 

  第四,要有悲悯的情怀。从人性上讲,每个人都有悲悯的情怀,这个悲悯的情怀对作家的要求更多。始终要有同情心,要有恻隐之心,要提前看到生命的尽头,有慈念甚至有悲念。我愿意把它理解为人往往是先有悲,有时候经历了大悲后才会产生大慈,才会产生慈念使人变得慈祥起来。很多大诗人、大作家,都有着悲悯的情怀,因为往往是提前看到了生命的尽头,有着强烈的生命的意识,回头看之后就会产生慈念,就会回想起过去很多事情,看得开了。我们到什么情况下都离不开困境,从一个老的困境里走出来,会走入一个新的困境,所以说什么时候都有受苦的人,都有值得关注的人,作家一定要眼睛向下,始终保持悲悯的情怀来关注这些人。 

  第五,要有坚强的意志。要成为一个作家,意志力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每个人有三种基本力量,一是体力,二是智力,三是意志力。通常我们比较重视体力和智力,对意志力往往不大重视。因为意志力是一个虚的东西,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但是我认为,无论做什么事情,从事文学创作也好、科研也好,还是其他的工作也好,这三种力量是相辅相成的。如果没有意志力的支持是很难成就一番事业的,所以我是非常重视意志力的作用。意志力是什么呢?意志力就是战胜我们自己的力量。一个作家走多远,能不能出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体力和智力的比拼,而是意志力的比拼。 

  (二)生命的力量 

  什么是生命的力量,我理解一个人生命的力量,主要指的是一个人思想的力量。一个人勤学、善思,独立思考又勇于表达自己的看法,这样的人才能称得上生命有力量。 

  中国作家谁称得上生命最有力量呢?如果让我们推选一个人,那我愿意推鲁迅先生。我们都知道,鲁迅先生是一个小体格,身体也不好,讲体力肯定是不行的,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鲁迅先生生命是非常有力量的。他的生命有力量体现在思想的高度、思想的深度、思想的宽度、思想的广度。鲁迅先生对人性的认识,对革命性持久的批判,是我们现在还达不到那样的高度。我们之所以推崇鲁迅先生,就在于鲁迅先生伟大的思想的力量。当代的作家,我愿意推荐史铁生先生。我们知道铁生身体的力量完全不行,生活不能自理,得靠别人帮助,那我们不得不承认史铁生的生命非常有力量。他生命的力量就体现在思想精神上。他的作品经得起细读,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他的作品思想的力量和鲁迅先生不一样。鲁迅先生主要是批判,史铁生主要是从生命哲学的高度,来追问生命的意义,追问生命从哪里来、生命到哪里去,追问肉体和精神的关系,都是从哲学的高度来探讨生命的意义,写得非常的深刻。 

  (三)生命的分量 

  什么是生命的分量呢?生命的分量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后天积累产生的,有一些经历,有一些坎坷,有一些磨难,被人误解过,被人轻视过,甚至被人批斗过,是经过经过磨练再磨练,加码再加码,才通过积累逐渐变得有分量起来。只有一个作家生命有分量了,才有可能写出有分量的东西。 

  沈从文先生对司马迁有过这样的评价,司马迁之所以写出《史记》,在于他对生命的忧患,不是仅靠积学成就的。学问大,可能成为一个学富五车的学者,不一定能成为一个作家。司马迁被处以宫刑,我们说士可杀不可辱,宫刑显然就是一个很大的侮辱。但“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他发愤图强,通过《史记》为生命赢得了尊严。鲁迅先生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很大因素取决于其不同寻常的生命分量。之所以《史记》被一代一代的传下去,成为一个非常有分量的书,首先就取决于司马迁生命的分量。司马迁是这样,对司马迁作出如此精辟评价的沈从文先生,应该说他的生命也是非常有分量的。 

  另外,最值得一提的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莫言,他也是经过很多苦难,才写出这么多优秀的作品,最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因此,凡是写出好作品的人,其生命的分量都是很重的。 

   二、《黑白男女》的创作源起与经过 

  写这本书,可以说是我近二十年的心愿,有了这本书,等于我实现了自己的心愿,还了一个心债。为什么说这是我很久的心愿呢?这个心愿是十多年、差不多二十年就有了。1996年5月21日,平顶山十矿发生了一次瓦斯爆炸,这个爆炸使84名矿工瞬间被夺去了生命。听到事故的第二天我就到这个矿上去了,说是采访,其是你不忍心去问,只能是看、听,只能用自己的心去感受。去了几天,回来就写了一个纪实报告文学,主要记述了几家矿工家属,通过一些细节来记录当时的一些生活。 

  过去报告矿工事故都是说损失了多少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多少多少,当然这是一种模式,我对这种报道一直不太满意,不明白人的生命怎么换算成经济损失的。人的生命是最宝贵、最无价的,一个人的生命值多少钱呢?怎么把它转换为经济损失了呢?有了这个想法以后,第二天我就感觉我要改变,我要算生命的账,我要算精神的账,或者算给矿工家属造成痛苦的账,从这方面唤醒对生命的重视。我要告诉全世界的人,一个矿工的死对人造成的痛苦不是短暂的,是长期的,不是单一的,是大面积的,从这样的角度来写报告文学。 

  上了报告文学之后,当时煤炭部管安全的副部长王显政看了以后非常感动,他给我写了一封信,信里说特别感谢作家能够深入基层、关心矿工的疾苦,从生命的角度来写出这样的报告文学,第一是对我表示感谢,第二是要求全国煤矿管安全生产的管理干部,都要读一读这篇报告,对矿工的生命真正负起责任来。 

  有了报告文学和矿工的良性互动,我就产生了一个想法,就是我刚才说的心愿。我能不能写一部长篇小说,更加充分地、饱满地反映中国矿工和家人的生活。因为报告文学篇幅是有限的,长篇小说可能容量更大一些,因为报告文学是有真实性的要求,真名、真姓、真时间、真地点,但是小说就可以虚构、可以想象,人物就会更多,情节会更复杂,情感会更饱满,细节也会更丰富。我想它有可能会超越煤矿,走得更远一些,走到社会上去,甚至会走到世界上去。有了这个想法以后,固定了这个心愿,然后就想着自己一定要写一个长篇小说。但是有了这个心愿,要实现这个心愿是不容易的。 

  有了这个长编小说的心愿以后,我对全国煤矿的安全状况就格外关注。因为我国的基础能源还是煤炭,国家用煤多,采矿的从业人员就多,安全状况不容乐观。从2004年10月20日到2005年2月14日,不到四个月的时间,全国煤矿就接连发生了三起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这三个事故中,河南大平煤矿死亡184人,陕西陈家山煤矿死亡166人,辽宁阜新的孙家湾煤矿死亡214人。500多条年轻宝贵的生命突然丧失,同时使多少妻子失去了丈夫,多少父母失去了儿子,多少子女失去了爸爸。严酷的现实让人痛心,一种强烈的使命感鞭策着我,催我赶紧挖掘素材,尽快投入创作。 

  我必须再继续深入生活,积累更多的素材。我就选择了到阜新的孙家湾矿,到了以后才知道深入生活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在阜新矿上待了三天,连孙家湾矿上都没去,毫无所获,只好回去。但是这个小说又要写,怎么办呢?转眼就十年过去了,到了2013年,我就申报了中国作家协会支持定点项目,希望得到河南大平煤矿深入生活。我就下决心,一定要把这个小说写下去。我这次去,给自己约法三章,我这次深入生活,要少喝酒、少应酬、少讲话、少打手机,叫“四少”;要多采访、多听、多记、多思索,叫“四多”;一定要定下心来深入下去,把自己姿态放低再放低,以真诚、虚心学习的态度把深入生活作细、作实。在矿上待了将近半个月,积累了丰富的素材,终于可以写了。 

  回到北京后,我利用半年的时候把得到的材料加上以前采访的多次矿难材料,整理、融合和消化。接着我就静下心来,投入了一场日复一日的马拉松长跑。2014年6月开始到2014年12月25日,我跑完了属于我自己的马拉松全程,意犹未尽的为小说结了尾。 

  这个小说可以说倾注了我很多很多的感情,每天写作每天都在泪湿眼眶。我之所以要处心积虑地写《黑白男女》这篇小说,并不是能挂得上大道德、大逻辑,也不是能承载多少历史意义,主要的动力是来自于情感。我认为,小说总是表达人类的情感,而生死离别对人的情感造成的冲击最为强烈。矿难往往是突发的,只能使活着的人痛上加痛,悲上加悲。小说表现人世间男男女女的恩恩怨怨,矿难的发生使男女恩怨有着集中、升级的表现,小说总是关注生与死的关系和意义,表现生者对死者的敬畏。因为矿难造成的死亡常常是大面积的,一死就是一大片,众多生命不可逆转的丧失,无数家庭命运的转折,使亲人的生变成了向死而生,对今后的生活和人生尊严都构成了严峻的考验。这些都为作家的想象提供了广阔空间。 

  其实每一个作家写一部书的时候都对自己有要求,我在写这个长篇小说的时候对自己也有要求,我说我要做到大慈、大爱、大悲悯,这是敬业上的要求。在写作过程当中,我要力争做到日常化、心灵化、诗意化、哲理化,想实现的目标是:心灵画卷、人生壮歌、生命礼赞。我对读者也有一个许诺,读了这部书,既可以得到心灵的慰藉,又可以从中汲取不屈的精神力量。至于是不是达到了这个目标,这个书出版已经一年多了,应该说还有待于包括广大矿工在内读者的检验和历史的检验。 

 

现场签名(邓杨/摄) 

  在互动环节中,对于听众提出的审美趣味、文学作品如何揭露“假、恶、丑”、如何培养意志力等问题,刘庆邦一一给出了精彩回答。 

  最后,主持人郝振省对本期讲坛做了小结。他谈到,第一,关于《黑白男女》。我们可以从作家笔下的煤矿和乡村看到社会的基层和底层生产和生活的波涛,可以看到在这波涛中栩栩如生、各具个性的各种人物,在沉重的矿难事故以后面临着家庭重建、企业重建、人际关系重建的挑战,展现出基层企业干部的责任担当和为民意识,展现出普遍家庭、普遍百姓在灾难面前互相温暖、自尊自强的动人故事。不可否认,其中也有若干与我们倡导的价值观不相吻合的现象和负面问题,但是这恰恰客观反映了生活的曲折性、真实性和复杂性。而基层干部群众在灾难面前所表现出的抗争、团结与顽强生存的精神,反映了我们社会的本质和主流,也是我们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最根本的基础和依托。 

  第二,关于生命与文学的问题。我们从作家厚重的演讲中,看到了作家和作品内在根本的联系。刘庆邦先生之所以能够成为国家一级作家,能够写出那么有筋骨、有温度的文学作品,获得那么多的国家奖项,是因为他关注灵魂问题。他自己说,如果我们的写作不能影响别人的灵魂,那么至少可以通过写作改善自己的灵魂。所以,他更看重作家的人格力量、思想的力量和阅历的力量,所以他的作品有一种生命的气场,在不动声色中飘逸着一种穿透力和感染力。通过欣赏他的作品来感受他生命的力量,也为我们欣赏文学作品提供了一种方法论的借鉴。通过作品来认识作家,通过作家来认识作品,通过作品和作家来感受生命的意志力,悟出生命的哲学,体味生命的价值。 

  据主持人介绍,2016年第6讲(总第86讲)读书讲坛定于6月25日举行,届时将邀请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研究室副主任栾建章主讲《当前国际形势与党的对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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